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国家独立而进行的一场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这一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就是青岛问题。

一、青岛问题的由来

青岛问题（亦称山东问题）最早可追溯至德国租借青岛。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侵占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该条约共3章10款，主要内容是:1.中国“允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99年为限”。“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德国应许永远不转租与别国”。2.中国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3.在山东省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须先商德国商承办。基于该不平等条约，德国获得了胶州湾的租借权，胶济铁路和高徐铁路的敷设经营权，沿线矿山采掘权和筑路技师、资本与材料供给的优先权。当时胶州湾四周及岛屿的整个租界地称为“胶澳租界”。1899年10月德皇威廉二世下令将胶澳租借地的新市区定名为青岛。当时中国报刊，有称“青岛”，亦有称“胶州”。

德国租借青岛后，以打造远东“模范殖民地”为目标，不惜投巨资，先后建设了大港小港和胶济铁路，建设了青岛城区，采用自由港体制，使青岛在短短十余年内就超越早开埠37年的烟台，成为山东第一大商埠；同时，还通过青岛港和胶济铁路把山东纳入德国势力范围。1912年后，德国又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签订条约，取得高（密）徐（州）、顺（德）济（南）等两条铁路筑路权及优先投资烟潍铁路的权利，企图以此为依托，跃出山东，向中原腹地和长江流域扩张势力范围，作为德国控制和掠夺山东乃至全中国的桥头堡，青岛的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日益重要。

青岛问题自从德国人炮制出来的那一刻起，就成为牵动民族生死存亡的心腹之患，最刺激国人神经的敏感软肋，中华民族一直没有忘记要从德国手中收回这块土地。1914年前，青岛问题是一直中德之间悬而未决、隐而未发的“隐疾”，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隐疾”由德而日，变成了中日之间的“争议”。

德国经营青岛的成功引起其他列强关注，尤其近邻日本，更是垂涎不已。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俄英法相继卷入战争。日本朝野认为，这是“天佑日本”，正如当时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宣布的是“日本必须把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亚洲建立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藉此参战，可夺取德国在华权益，打破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均衡，树立在中国的绝对优势。但它并不向欧洲出兵，却在反德烟幕下直接把矛头指向山东。

一战爆发后，北洋政府意识到欧洲列强在华拥有势力范围和租界，中国势难置身事外。

一战爆发后，德国在远东势孤力单，自觉山东权益难保，于是以退为进，主动提出将胶州湾有条件地交还中国，德国驻华使馆与袁世凯政府开始非正式秘密谈判。日本获悉此事，大为不满，遂向中国强力施压。日本驻华代办小幡酉吉恫吓袁世凯政府:“中国议收回胶州湾，此事不向英日语询，直接与德商，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为逼迫袁世凯政府就范，还祭出杀手锏：日本政府可以帮助中国政府镇压革命党、维护统治。结果吓得袁世凯政府中止与德国的直接谈判。

8月7日，日本内阁议决对德宣战。三天后，日本请求英国政府以同盟国资格共同对德作战。8月15日，日本以“消除远东和平扰乱之根源，且为保卫日英同盟之公共利益为口号”，对驻青德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远东海上之德国军舰一律撤回或解除武装，并将胶州湾租借地交与日本接收，以备将来交还中国，限于23日正午以前答复，否则“日本将被迫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

大战在欧洲爆发后，为避免战祸延至中国，8月6日，袁世凯政府宣告保持中立，并试图联络美国和日本出面，劝告欧洲列强不要把战火扩大到远东地区。但这一请求遭到日本严辞拒绝，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还跑到中国外交部进行诘问羞辱。袁世凯政府既无力阻止日本对德宣战，被迫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划出潍县以东区域为日德交战区，其他为中立区。

8月17日，日本海军出动军舰，前往黄海和东海北部，封锁胶州湾，从海上堵住青岛德军对外联络通道。8月23日，鉴于德国未理会最后通牒，日本正式对德国宣战。9月2日，日本政府派军进攻青岛，但日军并未直接进攻青岛，而是从山东龙口的莱州湾登陆，横穿胶东半岛，进占平度、即墨，随后一路西进，占领潍县、青州、淄博、济南等胶济铁路沿线火车站，并分兵驻守。袁世凯政府抗议日本越出所划战区，非法占据胶济铁路，破坏中立，但日本根本不予理会。9月18日，日军在崂山仰口湾登陆，并会同随后赶到的英军进攻驻青德军。11月7日攻下青岛，11月16日正式接管青岛。至此，德国在山东的全盘权益为日本所抢占，山东由德而日，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直到此时，袁世凯政府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的胃口绝不止于胶州湾。

日军自龙口登陆后，对沿途中国民众大肆骚扰，劫掠财物，强占民房、强征民夫、枪杀百姓、奸淫妇女，甚至用军用票代替货币，强买物资，并在平度等地公然张贴通告，对中国人实行斩律五条，恫吓中国民众。日本占领青岛，引起各国舆论哗然，驻华美国记者哈定在英国《每日邮报》和几份美国重要报纸上，撰写长文《青岛：关键何在》，认为“日本占据下的青岛将越来越成为整个远东局势的关键点”，并预言日本将不会无条件交还青岛。

二、“二十一条”出笼及日本对山东权益的要求

日本迅速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刺激了日本的野心，使之认为在一举解决中日在满蒙权益问题上诸多“悬案”有了讨价还价的重量级筹码。

一战前，远东国际格局的支配势力依然是英国，英国在远东需要一个协助者，维持均势和既得利益。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为同盟，虽然第三次修订盟约时，两国间难免隔膜与猜忌，但日本想要在远东有所行动，谋求在华优势地位，必须征得英国谅解。最初试探英国态度的，就是被日本人称为“一个人决定对德战争”的外相——加藤高明。

加藤高明1909年出任驻英大使，一手操办了第三次英日同盟谈判。1912年桂太郎组阁，邀请加藤高明担任外务相。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俄国霸占东北，如何将霸占的东北合法化、永久化，一直是日本政府的心头之患。加藤高明卸任返国前，两次会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日本延长在旅顺、大连租借期限，扩大关东州租借地权益的要求与之交换意见。格雷表示理解，认为该地为日本“以血所植”，可由日本与中国直接谈判解决，他国无可置啄。加藤归国后转报了英国政府的态度，日本内阁倚为重要政策之一。1914年3月，加藤高明再次出任大隈内阁外务相。不久一战爆发，加藤顿感机会来临，综合各派意见，迅速制定对华政策：确定归还胶州湾的条件或交换权利事项应先行协议，铁路矿山及其他涉及机会均等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应与袁氏直接缔结条约，作为大隈内阁“对华外交的根本大方针”。

日德青岛之战的炮声刚刚沉寂，日本便挟占领余威，抛出了旨在鲸吞中国的一颗重磅炸弹。1914年11月11日，也即日本占领青岛第五天，日本临时内阁议决有关对华交涉的方案，将之归纳为五号“二十一条”要求。包括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允准日本建造由烟台或龙口至胶济铁路的连接线；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长至99年；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与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等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归还青岛，本为日本政府开战前的承诺，但在中日 “二十一条”谈判中，又成为日本诱使中国接受亡国条件的一张底牌。

为筹备二十一条谈判，日本召回驻华公使日置益，加藤高明亲自面授机宜，为向袁世凯政府施压做充分准备。1914年12月3日，加藤向日置益发出训令，就“二十一条”谈判作出具体安排。在谈及归还青岛一事，训令规定：如果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提出的条件，以所谓保全中国领土的名义，双方可以商议归还事宜。但在实际交还时，应附加开放青岛为商港，设立日本专管居留地等条件；而且在协商交还时机时，必须另行请示后才可办理。

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打破外交惯例，径直前往总统府晋见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 日文版1份，未附译文。中方在座有曹汝霖，日方只有高尾亨书记官随行。两天后又递交了一份，附有译文，作为正式交涉根据，由此拉开“二十一条”交涉大幕。

这份被日本政府视为“巩固帝国地位”重要之举的文件，涵盖内容广泛，日本要“用种种方法”，志在必得。“二十一条”第一号四款全部涉及山东。根据该条款，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包括胶澳租借地、港口铁路以及沿线矿产悉归日本，日本还想获得高徐、济顺两铁路的筑路权。通过胶济铁路，不仅可控制山东全省，而且可以通过修建高徐线，控制津浦全线；通过济顺线影响可达京汉线。形势之严峻，正如当时学生编的小册子《青岛潮》所揭：“青岛形如拱璧，海水环其中，四时均可出入舰船，为最良之军港。东与朝鲜隔海相望，南有段派新订之高徐路约，可胁苏皖。西有胶济铁道，扼津浦路之腰脊；又与日人订立济顺路约，将来更可横贯北部，制京汉路之死命。”

日本深知“二十一条”条件苛刻，一旦泄露，必将引起世界舆论的反对，所以一直采用秘而不宣形式，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经数月交涉，5月7日，失去耐性的日本人，终于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在5月9日晚6点前答复，否则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即武力解决。5月9日，中国照会日本政府，表示除第五号容后商议外，其他各款“即行允诺”。5月25日，中日签署所谓《民四条约》，除第五号内容之外，日本的要求大部分得到满足。

1918年8月，一战近尾声，日本政府意识到，一旦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势必在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收回胶济铁路和青岛。为掌握战后谈判主动权，达到继续霸占山东和扩大在华权益的目的，日本政府以借款和支持中国对德参战为诱饵，与段祺瑞政府进行了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换文规定日军将胶济铁路沿线军队，除济南留一部分外，其余均撤往青岛，由中国人担任护路警察，巡警队本部和重要车站巡警机构应聘日本人担任教官；胶济铁路由两国合办，重要职位也应聘用日人，撤销日本在山东实施的民政。这个换文是日本玩弄“小让步保根本”的手腕，表面上日本作出了让步，实际上却是日本“得以重复了大正四年关于山东省条约的权力”。 驻日公使章宗祥竟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欣然同意”。这份精心谋划的秘密协议，后来在巴黎和会上将中国推入深渊。美国代表得知有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及山东问题换文，表示“我辈即以此为顾虑，今悉果有此事，我辈之帮忙，譬如脚下跳板，已经抽去，何以措辞？”二十一条”，为强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胶济铁路之成议，出于中国自愿，势难更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祸根由此埋下。

三、青岛问题交涉失败引发五四运动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失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到中国，全国到处欢腾雀跃，从官方到民间弥漫着一种天真的乐观情绪，认为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中国是战胜国，藉此可以收回山东权益，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打一个漂亮的外交翻身仗，洗刷多年来的耻辱，因此对战后将要召开的和平会议寄予厚望。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讨论对战败国处置及其殖民地分割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代表出席和会。中国政府原本对出席和会期望值很高，听闻与会国参会代表有3个等级，5人、3人和2人，中国似乎想都没想就派出了5人。但是，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才知道，中国被排在最后一个等级，只能派2人出席和会，而且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能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说，准你派两人，就只能出席2人。会议开始后，若干被列为第三等级的国家，经全力争取，全权代表人数得以增加，巴西、比利时和塞尔维亚各增加1席，但“中国仍属向隅”。这一度让率团出席和会的外长陆征祥颇为尴尬。不得已，代表团经过反复协商，最后决定5人轮流出席。

英、美、法等国政府操纵了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通过和会收回丧失的主权，本来无可厚诽。巴黎和会开始时，中国代表正式向和会提出解决“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归还旅顺、威海等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废弃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撤走外国军队；撤销外国在华邮电机构；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等七项要求，底线是解决山东问题。但这些提案均遭到蛮横拒绝，没有列入大会议程。

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首脑经过多次勾结、秘密商讨，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英、法两国为利用日本在远东与美国抗衡，以中国与日本已签订有双边条约换文为借口，满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美国鉴于日本在华采取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危及它在远东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曾以国际仲裁者的面目出现，建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国联共管”，以便“利益均沾”。日本则坚决反对，并以拒绝加入国联，拒签和约相要挟。美国为维护本国利益最终还是牺牲了中国利益，以谋求美日之间的妥协，抛弃所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会议炮制出来的山东问题决议，写进《凡尔赛和约》第156-158条。明确规定德国在山东所获一切权益，包括胶州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各种建筑等一概转交日本，甚至连青岛境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各项档案、地契及各类文书，都得移交日本。实际上是将青岛和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却只字未提青岛交还一事。5月1日，英国外长贝尔福代表大会将最后决定口头通知中国代表，并称这是“不容更改”的意见。至此，巴黎和会上中国关于山东及青岛问题的交涉完全失败。

1919年5月1日，上海英文版《大陆报》抢先披露:“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地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次日北京晨报刊出总统顾问、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再次证实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出卖。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国内群情激愤。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学生l000多人在北京大学开会，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前台，以示决心。5月4日北京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要求政府拒签和约，废除“二十一条”，争回青岛和胶济路主权，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游行学生向美国使馆请愿未果，转而将斗争矛头指向三个亲日派卖国贼。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五四运动的序幕正式揭开。

北京学生爱国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迅速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响应。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不断发生，纷纷组织集会演讲、赴京请愿，坚决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主权。

四、全省一致争青岛

由青岛问题而引发五四运动的山东，首当鲁案之冲，长期遭受日本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更有切肤之痛，救国热情尤为高涨激烈。比之其他地区，山东的斗争具有发动时间早，行动快，响应范围广，参与阶层广泛，延续时间长等特点。

山东民众曾对巴黎和会解决山东问题寄予厚望。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曾特别提到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对和会的密切关注。巴黎和会开始不久，山东省议会即致电中国外交代表：“青岛问题务请坚持，万勿退让。”告诫他们：“鲁民全体，誓以死力对待”。4月初，巴黎和会开始讨论山东问题时，山东教育会、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联合致电中国外交代表:山东主权问题“关系中国存亡”，要求他们据理力争。同时致电英、美、法、意四国专使，要求他们主持正义，迫使日本政府放弃对中国的野心。4月6日，山东省议会和教育会等又致电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国际联盟，要求主持公道，将青岛和胶济铁路直接交还中国。4月12日，济南各校学生代表成立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推派代表孔祥柯、许宗祥前往巴黎，直接向巴黎和会和中国外交代表请愿。山东是向巴黎直接派出代表的唯一省份。为引起国内广泛关注，4月中旬，山东各团体还派人前往北京、上海等地串连，于是京、津、沪、鲁间，皆有人络绎往来，妥筹应对。这样就形成了以各民间社团为主体，以通电为主要形式，强烈呼吁政府坚持公理、取消密约、维护主权的抵抗运动。

4月20日，山东各界10余万人在济南演武厅举行国民请愿大会，各界代表数十人相继发表演说，群情激愤，大会致电北京政府：“青岛及路矿”应由和会公判“直接交还”，政府应惩办罪魁祸首，废除非法密约，并致电出席和会代表，重申：“青岛及山东路矿，日人实无承继之权”，有人“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这次国民请愿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外争青岛、内惩国贼”的口号。正如1919年5月19日《每周评论》所说:“在五月四日以前，国民愤怒达于极点，各地各行互相来往。山东人到北京，北京公民到山东上海去，共同的目的是外而争回青岛，内而惩国贼。”

在上层社会抗争的同时，各界群众斗争也日趋激烈。5月2日，济南3000余名搬运工人在北岗子举行收回青岛演说大会，工人赵强东上台动情演说，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据理力争，不失一寸国土。这样，山东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一时期山东的斗争对五四运动在北京及全国各地的酝酿和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规模学生运动爆发后，山东各界爱国斗争更趋激烈，全省迅速掀起一个以济南为中心，以声援北京学生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群众性爱国运动。

山东爱国运动声势之大，使北洋政府非常恐惧，早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就指使山东军阀封锁消息，企图缩小影响。

5月5日，济南各学校学生首先响应北京学生，冲破阻力，组成学生会，带领学生集中西门大街，分赴商埠、城郊，抵制日货，拒乘日本人霸占的胶济路火车。5月7日上午，以学生为主在省议会院内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到会者六七百人，与会代表争相发言，痛斥政府卖国，力主收回青岛及路矿权利等。齐鲁公报编辑余吟笙演说最为激烈，号召“与会各君各速回家，联络市民人等组织小刀会，速杀日本人，以济南为起点，一直杀到青岛。非此作法，青岛实难挽回，而国耻非一血洗不可！”同月11日，旅京山东劳动者在彰仪门外广场上集会，商讨收回青岛办法，参加者皆表示“山东劳动者社会皆立志宁为中国魂，不为日本人。”有李某谓：“日本夺我青岛，即夺我山东，即是夺我山东三千万父老兄弟之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有法子，即令牺牲一切，亦义不容辞”。最后推举姚爵舟、时念雨、冯杏村等6人组成代表，分头组织请愿、上书总统、谒见元首等行动。

5月23日，为响应北京学联五二O罢课宣言，力争青岛等问题，济南中学以上各校当天一律罢课，发起游行、讲演、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等活动。除济南外，全省各地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爱国运动。地处胶东半岛的烟台，也是爱国运动开展较早的城市之一。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烟台就成立了“外交后援会”等爱国组织。5月17日，烟台“外交后援会”发出通电，明确表示“外交失败，举国同愤，烟台九万三千人誓死不能承认。”同日，烟台28所中小学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喊出“打到卖国贼”、“归还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在山东东部打响爱国运动第一枪。在鲁中古城青州，以省立第十中学为中心，联合其他各校学生5000余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6月，青州学联在法庆寺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胶州湾和胶济路”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5月下旬，鲁西北的聊城，各学校也纷纷停课，积极声援北京学生，坚持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此外，兖州、诸城、泰安、济宁、威海、莱阳等地相继爆发集会和示威游行。

6月3日以后，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主力由青年学生变为工人阶级，全国各界纷纷响应。济南学生联合会和商界爱国人士共同协商组织罢市。6月10日，济南工商界举行罢市，山东工商联合会发出通电，要求当局拒绝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并没收其财产；促进南北议和；释放被捕学生。这样，全省各地各界群众爱国运动蓬勃发展，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深，形成山东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特点。

山东人民在运动中还直接与在鲁的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巴黎和会议定山东问题条款后，在鲁日本人更加嚣张。驻济日军荷枪实弹地干预、阻挠群众的爱国运动。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山东人民在与军阀斗争的同时，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直接斗争。

济南召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日本人乔装打扮，企图混入会场捣乱，结果被门警发现，没有得逞。各界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后，曾遭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恫吓。这些不仅没有阻止运动发展，反而更加激起群众运动的高涨。6月初，济南刘家庄、刘家井、霞侣市等村爱国民众组织的“爱国十人团”，协同学生在铁路沿线阻挠日军收购粮食，与日军发生直接冲突。霞侣市村民李继寿、刘砚田因援助学生而被捕并遭刑讯。北园大杨庄、刘家井、黄台、霞侣市村民众派代表到城内和学联共同营救被捕村民，包围日本领事馆。在群众强大压力下，日军被迫释放被捕村民。

6月中旬，盛传巴黎和会将于6月底签字，北京政府已电令专使准备在和约上签字。6月19日，山东省学联、省议会、教育会、农会、商会、报业公会、律师公会等团体召集会议，共同推出83名代表，组成山东请愿团赴京请愿，要求面见总统，并明确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拒绝对德和约签字；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三、惩办卖国贼曹、陆、章。并申述了日本侵略野心及其在山东的罪行。6月20日，请愿团在北京持旗游行，边行边讲，所过街市，观者如堵。约至中午，游行队伍行至新华门总统府时，新华门为警察把守，游行队伍不得入内。请愿团立于炎炎烈日之下，交涉多时，没有结果。总统徐世昌一开始避而不见，先后派出总统府秘书和军警督察长来见代表，均被代表拒绝。代表们无法进入新华门，非常气愤，就跪在门外，效法申包胥哭秦廷的故事，一齐在新华门外嚎陶痛哭，声闻于天，情况异常紧张。当时经过新华门的中外人士，目睹莫不动容，这就是著名的山东请愿代表团“哭廷”事件。请愿团从中午一直坚持到下午四时，总统徐世昌见拖不过去，又惧怕全国舆论谴责，21日，被迫派代总理龚心湛接见请愿代表，但龚对山东代表所提三条要求表示难以办到，于是代表们再次要求面见总统。23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接见请愿代表团，口头表示已电令从缓签字；高徐、顺济铁路草约可以废除，但须先筹款二千万元偿还日本；惩办卖国贼事属司法范围，总统无法律根据不能随便干预，并答应请愿书由国务院批复。25日，代表团推举代表再次去国务院见龚心湛，要求批复，但得到的是一个含糊其词的欺骗性答复，代表们极不满意，退回院批，北京政府被迫于27日再作批复。北京政府两次批复内容不尽相同，但都试图欺骗、蒙混过关。在这种情况下，山东代表乃联合京津学生代表共150人，再次去总统府请愿。徐拒不接见，代表们在新华门静坐通宵， 28日徐世昌被迫再次接见。徐乃佯称已电令陆征祥保留山东问题拒绝签字，但请愿代表多认为不够切实，颇不满意。这时候，山东各界已从代表团派回的李子善汇报中得悉6月25日的院批，便在27日以学联、报联、教育会、农会、商会、省议会六团体名义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抗议，并不顾当局阻挠，于28日派出七八十人的第二批请愿代表，起程赴京，表示声援。山东人民在京请愿活动，引起京津地区人民极大同情，在其感召下，京津代表团也迅速成立，并于26、28日连续到总统府请愿，29日济南各界又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再次对“政府一味敷衍，始终无坚确表示”进行谴责，并准备继续组织第三批请愿团。恰在此时，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拒绝签字的消息已传开，请愿斗争遂告一段落。

正当罢市、请愿斗争浪潮汹涌澎湃之时,抵制日货运动也席卷全省。早在五月间,济南学生就经常上街下乡散发传单、讲演,宣传抵制日货。5月7日济南国耻纪念会上明确提出“抵制日货”口号,济南商会鉴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不得不于5月9日通电全国商会,表示赞成“抵制日货”。此后,济南抵制日货运动便日益发展。据记载,各学校曾于5月20日焚毁学校用品中的日货。各银行亦与日本银行及日商断绝来往,商埠某钱号因买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号票,为众查出,几遭殴打；商会会长张肇拴(子衡)、穆伯仁因不赞成学生举动亦被驱逐；西关某布店，因购日本布1700件，为同业查出大受斥责；由于许多人不经胶济铁路旅行和运货,运输旅客之少为前所未有。尽管山东军阀曲承日人意旨,5月29日以省长督军名义会衔出示,严禁学生演说及印发抵制日货传单，企图扼杀反日爱国斗争,但并未遏止运动继续高涨,6、7月间更达到高潮。6月2日济南银行界再次开会讨论抵制办法,决定不用日币,不与日商往来,不用日货,断绝青岛金融,并设纠察员监督,致使日币无人行使,日本横滨正金银行营业异常萧条。济南罢市期间,芙蓉街同聚恒号办日货数包,为同业者查出,罚洋700余元；胶济站有日纱数包,竟无人搬运。在抵制日货运动中,济南女师的学生表现尤其突出。据隋灵璧回忆：女师学生听课后，分头前往济南北关、北园、东郊桑园、商埠一带进行宣传，散发传单，号召不穿洋布,不坐洋车,不乘日人控制的胶济路火车；有购物者必须交同学检查,确非日货方可使用。甚至有女生用剪刀剪破手指，用血书“凭良心抵制日货，沥血诚苦告同胞”，她们节衣缩食,集资创设了爱国商行,推销国货，并出售她们自己动手做的伞、手绢、书包、儿童玩具等物品，其中尤以绣有“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等字样的手绢最受欢迎。

除济南以外,从五月中旬到七月间,青岛、烟台、昌潍、淄博、临沂、泰安、惠民等地,抵货运动都有广泛开展。特别是烟台坚持长达四年之久,直到1922年日本交还青岛后才停止。

在抵制日货斗争中,山东工人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的力量。6月14日，济南工人集会，作出不为日人做工、不买日货的决议。威海卫、龙口等地工人亦以拒运日货表达他们的爱国热忱。少数知识分子还在农村，发起组织“山东乡农外交后援会”,发表宣言书,虽然只是少数知识以乡农名义组织的活动,但也表明部分知识分子在运动影响下已产生组织农民、与农民结合的想法。

抵制日货在经济上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以火柴为例,1919年日本运入中国的火柴为13,778,508罗(每罗144盒),至1920年则骤减为6，036,648罗,减少了一半还多。在烟台,1919年到1920年,日船进港数从256只降为140只,日本粗细布进货从24,545匹下降为40匹,日本棉纱进货从2,571担下降为2担。

另一方面,运动也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07到1914年间,山东民族资本开设的火柴厂只有4家。五四运动后,仅1920年就新增4家民族资本火柴厂。特别是济南振业火柴厂，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取得的专利权,在抵制日货运动的支持下,与准备在济南商埠设厂的日资东鲁火柴公司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其停产倒闭。连日本人自己也承认:“在大战中汹涌澎湃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掀起了排英运动、排日运动,终于打击了英国商品的再侵入,限制了日本纺织工业的发展,对于中国自己的纺织工业却提供了若干有利于发展的条件”。

五四运动中，山东人民还同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北洋军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积极争取民主权利。

五四运动发生后，依附皖系军阀的济南安福系机关报《昌言报》极力诋毁爱国运动，为卖国外交辩护，爱国群众对其非常痛恨。7月21日，各界代表在省议会开会，揭露《昌言报》卖国言行，数百人结队捣毁报馆，打击亲日势力。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山东督军、安福系分子张树元以此为借口，电请北洋政府颁布戒严令。25日，北洋政府宣布济南戒严，并委任安福系亲日派、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上任后，派出大批军队沿街巡逻，逮捕拷打演讲宣传的学生，并派兵封锁学校，禁止学生外出。8月3日，济南各校学生3000余人到督军署请愿，要求取消戒严令，禁止为日本人采办粮食。马良竟然当场撕毁学生的请愿书，逮捕了16名学生，并把学生堵截在济南师范院内。其他学校学生闻讯后，纷纷赶来支援。后来，马良又派兵捣毁回教救国后援会和回民外交后援会，逮捕杀害会长马云亭和朱春祥、朱春涛等爱国人士，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血案”。

马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公愤，周恩来在他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文，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推倒安福派。8月23日，山东各界代表联络天津、北京等地代表到总统府请愿，要求取消济南戒严令。北洋政府不仅不接受请愿代表要求，反而派军警驱散、殴打请愿群众，逮捕请愿代表。8月26日，各地代表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要求惩办马良，释放被捕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请愿代表。

五四运动的爆发因青岛问题引起，所以它在山东的反响特别强烈。山东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反对外国侵略，前后坚持斗争长达半年之久，对全国爱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派官员，也迫使它不敢轻易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电告中国外交代表“自行决定”。而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代表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山东人民正义呼声感召下，深感公理不可违、民心不可欺，遂下定决心:“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一百五十六、七、八三条款，莫如不签字”。因此，至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字之时，我国代表拒不前往签字，致使和约中关于青岛的条款概无效力，青岛问题遂成悬案，日本妄图“合法”侵占阴谋没有得逞，为青岛问题的下一步解决创造了条件。